因为史料的限制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起源往往扑朔迷离，后人也只能根据那些语焉不详的只言片语去猜测。本来是想通过地理因素来作一番解释，但发现这其中有很多主观上的限制，那么探讨一下这些限制就成为必须了。
一个限制是古人的视野，首先是汉文典籍对少数民族的记载受限于汉人的视野，早期的匈奴出于阴山，后面则有乌桓之乌桓山 ，鲜卑之鲜卑山。似乎随着对北方的了解，史籍上游牧民族的发源地也越来越远。其次是游牧民族本身的传说的流传限制，比如蒙古秘史上说成吉思汗一族起源于三河之源肯特山，而其祖先蒙兀室韦游牧于更远望建河-额尔古纳河中段。很多观点认为他们来自于狩猎部落，但是有什么证据说明他们来自狩猎部落，又为什么是狩猎部落来迁移进来而不是本地其他游牧民族来补缺。这一带的狩猎部落直到近代还是人丁稀少，而其中迁移出来的那部分人能够构成新 民族的主体么？
这就需要讨论游牧文明到底是原生的还是传入的。大部分观点似乎认为游牧民族最早起源于西亚或者中亚，那么畜牧技术的传入似乎没有带来民族起源记忆的认同，也许因为这个过程太早这种记忆早已被遗忘。那么如果是山地狩猎民族一波波的涌入游牧地带，为什么他们没有继承本地游牧民族的记 忆，反而他们的起源传说成了共同体的集体记忆。但当这些游牧民族融入农耕民族时又毫无例外的被汉民族的记忆所迅速同化了。
如果使用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这个概念，民族起源传说这个共同体的核心记忆也是不断重构的。首先，汉文典籍未必全部来源于游牧民族的传说，而且是汉人眼中的游牧民族传说，史记所载的匈奴，魏史所记之鲜卑等等都是华夏之后，其实是融合了汉人的华夏体系。而民族传说重构过程中不仅有新的概念的加入也有原有记忆的遗忘。以匈奴为例，近世的考古发现表明匈奴或起源于外贝加尔的石板墓文化体系，或如中国学者所称的鄂尔多斯青铜文化，或受更西的草原早期铁器文化的影响，但为什么最后成型的传说认为阴山是匈奴故地，显然这与莫顿单于统一匈奴各部重构匈奴民族记忆有关。再以蒙古为例，后世蒙古以三河之源为祖地，而蒙古秘史则表明在此之前蒙古先人有从俄儿古涅昆出走的经历。而民族的认同往往在民族边缘被大大强化了，一方面是游牧民族在接近汉人的地方逐渐趋于统一，另一方面是各游牧民族的为了有别于农耕民族整合重构了民族起源的记忆，还有就是这种记忆被用文字记录而遏制了遗忘。是不是这样的原因导致中国北方游牧民族的起源地由阴山，室韦山，鲜卑山，乃至高昌之北山。这些地区实际 是汉人视野所及的地方，或者实际不是汉人视界内的地方但只能附会于汉人所知的地图之上。
在森林草原交界带应该是四大水系，额尔古纳河-黑龙江，色楞格河-贝加尔湖，叶尼赛河，额尔齐斯河。那么这些河系应该都起了沟通的作用，相对来讲色楞格河在草原地带的流域面积还要大一些，而叶尼赛河则只有短短的一段在草原上。对于游牧民族来说沿山脊坡面的草原可能比河流是更好的打破纬向由温度控制的水分限制的天然路径，所以大兴安岭和阿尔泰山是湿润草原向北的前锋，更早的进入南方诸民族的视野。这些地方往往也成了中原史书上游牧民族起源地，并随着中原人视野向北方扩展。
以拓跋鲜卑为例。魏书序纪里面说其源自黄帝传六十六世，明显是根据汉族传说制造出来的。而从石室迁至大泽则是其主体民族拓跋氏的传说，按魏书鲜卑山的坐标被定为幽都之北，而尧时其首领又逐女魃于弱水之北，这个东西差距够大了吧。至于大泽在哪里似有争论，可能是呼伦湖，汉朝有人到过北海，却没有拓跋鲜卑的记载，故不能用北海附会。如果按田余庆的说法其先至西辽河一代，前路阻滞再西折到阴山匈奴故 地，这也是我上面所提及的山麓草原路径。而西辽河这段如果是跟汉人接触却似乎没有留下记录，所以西拉木伦河至少在那时不是边缘地带，至少隔着檀石槐。我设想的是无论少数民族传说如何，最终要落在汉人头脑中的地图上，幽都以北这个范围够大吧，就是因为拓跋鲜卑一路的迁徙中没有汉族的地图坐标。汉人的视野不是汉人的控制范围，
汉人从来没有稳固控制过漠北却在汉朝之后掌握了漠北地理的大概。而汉人视野的扩展速度是远超过中原政权疆界的扩展的，所以随着时代的推移北方民族的起源地也被越来越的汉人地图坐标所确定。另一方面疆界的北移虽慢，却把民族起源传说固定下来的民族边缘区域不断北推。当然民族起源传说固定的地方不代表其起源就是这些边缘地带，但这些传说上溯的时间应该是有限，传说固定的地方越北那么关于更北的记忆也就更多的被保存。
另一个限制是今人的视野，事实上森林草原交界的地区是绵延整个北方，从大兴安岭，贝加尔湖，叶尼赛河上游到阿尔泰山，这一带也是东亚最肥美的草原。中国学者的更多注意到国境内的大兴安岭，而更辈的外兴安岭的布里亚特人也同样是畜牧为主，再北还有雅库特人。
如果能排除如上的人为的限制，则可相对容易的用地理等环境因素来解释游牧民族的发源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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